读过志书对塔寺庵的记载，再比较这段话与前引林大春志的按语，不难发现，编纂者既还受尊儒排佛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又不能不很婉转地接受佛教在民间盛行的事实。也就是在这部志书里，中元节的记载，开始出现盂兰盆会的内容。记载很简单，“盂兰追荐，枯骨埋巅”，表达的内容却已经超出盂兰盆会为父母祈福和从嫡🁊🄇亲以至无外的灵魂救赎的仪轨意蕴，包含了收葬无主尸骨的慈善行为。虽然这种“掩骼埋胔”的慈善行为也关乎灵魂救赎的观念，但应当与清初潮州的地方动乱有更加直接的关系。[参见郑群辉：《论潮汕善堂的历史起点》，《潮学研究》新二卷第二期，2012年。]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看点，那就是中元节的祭祀祖先和盂兰盆会的救赎亡灵在仪轨上似🇳🜤乎已经分开。这在18世纪以后的文献中有更加清晰的反映。
18世纪以后，潮州地方志🔂♜关于中元节的记述，都连带着“盂兰盆会”。可见在这个时段佛教⛐🙡在本地⚒🐲🃱影响的深入。
不过，这些记载，不管详略，都应该做两个内容来解读。在中元节，也就是“七月半”，祭祀祖先的礼俗继续保留着。一般人家，祭祖仪式在家中公厅举行，用酒馔、纸🞪🖿😚衣为祭品。盂兰盆会在18世纪基本由寺观来操办。举行的日子可以在中元节，也可以在七月十五之前或之后。法会的仪轨，有诵经，营斋，放焰口，施食，放水灯等等环节，虽然各地不尽相同，总比家中祭祖的礼仪要繁复得多。盂兰盆会施济的对象，是“鬼之不祀者”，也就是那些没有家人祭祀的孤魂野鬼。法会的经费，则由寺院僧人事先募集。
18世纪的社会安定，带来了🟂潮州经济的繁荣。朝廷开放了海禁政策，潮州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，规模越来越大。海舶往来，货通南北。农业生产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双季稻栽培技术已普遍应用，复种指数提高，再加上水利设施逐步完善，与水旱灾害抗衡的能力增强，粮食生产达到较高水平。在商业活动的☷推动下，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更加明显。比起上一个世纪，整个潮州社会的生🖣🔛活水平，明显富裕了。寺院也有可能在民间醵金举办盂兰盆会。佛法影响扩大，那些好善人家，也开始进行普度路祭。
到19世纪，中元节在家中祭祀祖先的传统依然延续。盂兰盆会开始逐渐脱离寺院，以家庭、乡族为主体进行，佛教仪轨逐渐世俗化，成为一种民俗的节日赛会。这种变化，是在潮州商帮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本地经济持续繁荣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。商人的崛起，让潮汕社会生活到处闪烁在金子的光芒，改变了乡族的权力结构，也改变了传统的习俗。自七月初一起，到七月底，各乡各里，迭🁃🃋次有施济孤鬼的祭祀，俗称“施孤”，亦称“普渡”。这也是盂兰盆会的变相吧。显然，施孤、普渡活动里，救赎和慈善的意味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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